非中低收入戶
」
綁票首投族2／教育部喊大學生紓困五萬名 學生看得到吃不到
新冠肺炎疫情對全民造成衝擊，大學生「打工族」生計也受影響，行政院長蘇貞昌在六月宣布將大專生納入紓困4.0預算，並且「從寬、從簡、從速」審核，卻傳出部分大學抱怨紓困審查有困難，乾脆沿用過往「家戶所得資料」作為審查依據，但如此一來反而讓中斷工讀的學生領不到紓困金。這次教育部大手筆編列5.2億元預算，提供5萬多名本國大專（含大學研究所、五專後兩年）學生同步申請紓困，有實際需求者涵蓋「緊急紓困助學金」1.8萬和「校外住宿租金紓困補貼金」5400元，每人最高可獲23400元。行政院長蘇貞昌宣佈推出紓困4.0預算，其中也編列5.2億元預算力推「大專生紓困案」。（圖／本刊攝影組）防疫指揮中心日前採納綠營「英系」立委建議，將18-22歲大專學生納入BNT疫苗的第二施打順位，卻因打亂原先疫苗接種年齡排序，遭打不到第一劑BNT的民眾痛批根本是「討好首投族」，如今蘇揆又在紓困4.0預算中，大手筆編列5億多元預算，宣布將對大學生提供「紓困」，也再度引發聯想。儘管教育部宣稱該方案為協助辛苦打工的大學生渡過難關，但各大學因無法與勞動部資訊系統勾稽查核，校方憂心審查從寬，日後恐遭審計部門「秋後算帳」；因此還是有不少大學要求申請者，必須提出包括載明失業或減班休息之家庭成員的戶口名簿資料、非自願失業或減班休息等佐證文件，要申請租金補助也必須準備所租房屋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等等，也讓不少有意申請的大學生打退堂鼓。「我一直在學校內打工，但上學期學校開始視訊上課後，在校打工機會就沒了，後來聽說政府要對打工大學生紓困，我備齊文件提出申請，後來學校審核後都以父母都有工作，非中低收入戶等理由，告知獲紓困機會不大，我只好再向父母伸手要生活費」一位在南部某國立大學就讀的H女同學忿忿不平地說。H同學說，因不想再當靠爸族，從唸大學起生活費就自己賺，雖然半工半讀辛苦，但能減低父母經濟負擔也很自豪。但當她申請教育部的大專生紓困案，沒想到審查第一關就出局，承辦人員還問她「妳又不是中低收入戶子女，幹嘛申請」，卻完全不關心不能打工、完全沒收入的事實，讓她有點生氣「怎麼與教育部說的不同」？「我成年了，工讀機會沒了，沒收入，為何不能申請紓困？」。屏東大學學務長黃名義指出，學校已經配合教育部要求，從寬審核「大學生紓困」申請案，但學校必須依法行政，因此還是設有「家戶所得」審查門檻。（圖／翻攝自屏東大學臉書 ）針對H同學的疑問，校方也很無奈，一位大學學務處行政人員私下透露，或許是教育部喊出「大學生紓困」名詞太吸引人，過去幾個月查詢紓困的學生不少，但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間，已陸續針對弱勢學生發放的補助金，嚴格說來，紓困與大學生是否受疫情衝擊、打工機會中斷，並無必然關連性。據了解，不少大學都根據教育部頒佈紓困申請須知，明訂紓困必備資格就是「須為中低收入戶家庭弱勢生」，而要符合該標準，家中就不能有1千萬以上價值房產，因此，家中若是有房的大學生，只因工讀機會中斷，就算拿到，要領紓困機會也微乎其微，也讓不少有需要的大學生，感嘆大學生紓困看得到卻吃不到。
綁票首投族3／紓困對象不斷擴增 學者警告向隅者被剝奪感
教育部大力宣傳紓困4.0中納入大專生，該方案並已經在八月底截止申請，許多學生在本刊街訪時一臉驚訝，直呼「真的嗎？怎麼沒聽學校提過」，而領到紓困金的學生有人的確緩和生活壓力，卻也有人想拿去投資，也還有人要拿紓困金來買機車。「大專生紓困」預算還沒有在立法院審查，各校紓困申請卻已截止，然而基於防弊考量，學校仍沿用「家戶所得」作為審查紓困門檻，導致許多大學生即使工讀機會受疫情影響中斷，也還是領不到紓困金，迭有怨言，甚至還萌生將戶籍從原家庭遷出的想法。新冠疫情陰影揮之不去，對大學生打工族造成影響，但大學附近的房屋租金卻沒有隨疫情調降，對學生經濟負擔不小。（圖／報系資料庫）國民黨立委陳以信指出，不少大學生都靠打工賺取生活費及學費，教育部既然要對經濟出現問題的大學生紓困，就不應只以「家戶所得」作為審查門檻，畢竟許多大學生雖來自非中低收入戶家庭，也不必然就代表家境富裕，他們的工讀機會也仍可能受疫情影響中斷。他質疑，教育部口頭雖說「從寬認定」，但卻沒有正式以公文告知校方「如何從寬」，在防弊的心理下，學校就算要學生切結，還是會擔心日後有審查不實的法律責任，在在都凸顯教育部紓困方案為德不卒，他也建議應回歸在野黨主張的「普發現金」紓困作法，才能降低學校的行政成本。台大國發所兼任副教授辛炳隆則認為，由於教育部授權各大學自行審查紓困申請案，但各大學又不具與政府系統連線勾稽查證能力，才會沿用過往「家戶總所得」的審查門檻，以避免可能出現的「道德風險」。但他也提醒，隨著紓困對象不斷擴大，未能列入紓困對象的被剝奪感可能會越來越大，都會形成對政府更強大的壓力，久而久之就會惡性循環，政府恐無能力負擔。因此，政府現在該做的事，就是努力設法更精準的挑選出「絕對需要紓困對象」的能力，才能防止不必要的紓困浪費。他舉例，以大學生紓困為例，大學生的工作大都是打工，工時彈性，但目前勞工要投保勞保、就業保險，必須符合有一定雇主者，否則就要加入職業工會，偏偏職業工會又堅持勞工要「全工時加保」，對部分工時工作者保費負擔很重，很多大學生也因此不會想要加入職業工會，也無勞保、就保，政府就不可能掌握這些大學生的工讀是否受到疫情衝擊而失業，更難斷定是否應對大學生打工族紓困，只能視民意壓力多寡邊走邊看，反而更可能形成亂象。台大國發所兼任副教授辛炳隆（左）認為，隨著紓困對象不斷擴大，沒有領到紓困者被剝奪感會倍增，因此政府應思考如何更精準的紓困。國民黨立委陳以信（左）則認為，蔡政府紓困政策的最大問題是行政審核成本很高，建議應採納在野黨主張普發現金才是最好紓困方式。（圖／CTWANT合成）辛炳隆因此建議政府，應該開放職業工會「部分工時」加保，及「自然人加保」，提高大學打工族的投保機率，不僅能增加大學打工族的保障，也能作為疫情來臨時，判斷大學打工族是否需要紓困的依據，就能避免目前必須將大學生紓困與「家戶所得」綁在一起審查的尷尬。「大學生紓困案」預算還未在立院開審，各大學申請作業就已先截止，也引發外界質疑教育部此舉，是否有意「討好首投族」？但目前也在大學研究所任教的前藍委孫大千認為，他的學生中，確實有不少人原本都有打工，但疫情爆發後工作就被迫結束，經濟面臨壓力。但不論是讓大學生優先打第一劑BNT、或針對大學生號稱將發放最高2.3萬元紓困金，對有困境的大學生而言，都仍只是「杯水車薪」，畢竟BNT要打兩劑才有完整保護力，就算大學生幸運領到最高2.3萬元紓困金，恐怕也只能多撐1個月生計，更別提學生還得辛苦蒐集單據、證明自己確實需要紓困，相當辛苦，也印證在野黨長期批評紓困案欠缺整體規劃、支離破碎，並非無的放矢。他也認為，這些政策頂多只能稍稍減輕大學生對現狀不滿，降低對執政黨的「惡感」，真要爭取首投族選票支持，恐怕還差得很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