知錯能改，又何妨嗎？關於TDR的修法爭議宜修法解決！

最近TDR修法爭議，吵得沸沸揚揚，贊成修法者說是為了保障人權、嚴守罪刑法定、法律明確，反對修法者則反指這些修法目的，僅是為個案而已，但事實真是這樣嗎？

所謂外行看熱鬧，內行看門道，TDR，即台灣存託憑證，又稱「第二上市櫃股票」，是指該公司已經在國外上市，並將在我國申請第二上市，因此可用「存託憑證」掛牌，對外進行募資，明明是外國有價證券，卻在我國募資，為了保障投資大眾利益，受到證交法管制，像內線交易、操縱市場等規範本來就是應該的，但是有個先決條件是：TDR 必須是《證券交易法》（下稱證交法）上的「有價證券」。咦？TDR 是否受證交法規範重要嗎？當然重要！如果 TDR 被認定是證交法上的有價證券，那當投資人違反證交法，除了民事賠償之外，還會面臨刑事處罰。而我國證交法第6條對有價證券的認定，採所謂的「有限列舉、概括授權」的模式，TDR 並不在我國證交法所列舉有價證券範圍內，那 TDR 是否曾經主管機關的核定呢？

這個就是問題所在，現在證交法的主管機關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（下稱金管會）」所以斷然表示不必修法、不違憲、不違反人權，拒修證交法，TDR 屬於「其他具投資性質之有價證券」之；背後理由根據就是金管會在財政部76年9月12日(76)臺財證(二)字第00900號公告核定之「其他具投資性質之有價證券」，但這種論點絕不能心服，因為從這個函釋的內容來看，並無從得知金管會曾經具體行使「核定權」，頂多只能算是證券法規的政策宣導而已；而且在該函釋發布時，也就是 1986 年，台灣根本就還沒有 TDR 的存在（我國第一檔 TDR 是在 1998 年發行的福雷電 TDR），那金管會又怎能說當年的函釋有把 TDR 納入核定範圍呢？所以證管會並無以900號函核定TDR為《證交法》有價證券之意思。當然101年後除了通過證交法修正，陸續也花了不少時間重申已經核定的意旨，背後除了維護投資者之權益，是否在於一旦否認第900號公告的範圍，等於承認行政怠惰，默認TDR長期處於無法可管空窗期。

雖然其實這在我國也是不乏前例，〈懲治盜匪條例〉，民國33年4月8日制定時為限時法，施行期間一年，卻未於期滿前以命令延長，故於民國34年4月8日期滿失效。嗣後，國民政府於同年4月26日下令溯及自4月8日起展限一年。因該條例既已失效，包括授權以命令延長其施行，結果這個法律還是一拖再拖，沒有定論，最後這個問題，還不是在立法院之廢止就結束這種左右為難的問題，其原因或許在當時大法官在民國88年11月18日的第1129次不受理決議，間接肯定該條例的效力，在國家避免承認錯誤，不承認其已公權力赤裸裸地適用已失效的法律，判處人民嚴重之刑事罰，將遭致的難以承擔的國家賠償問題，

1998年第一檔發行的TDR到2012年修法，14年間TDR處於主管機關未行使核定權的狀態下於市場存在，金管會若承認疏失將面對冤獄及國賠的棘手問題。 國家機關同樣面對這種困境，這時反對修法者，動輒以臆測他人別有用心地修法，其實修正國家過往疏失，不是為了縱放罪犯，正是為了保障人權，而是對於法治國家的信仰，為了維護個案人民的正義，本來不是所有國家機關義務，任何人都是需要受到保障的小民，無論可能面對證交法的有錢人，還是身無分文的窮人都是一樣，畢竟正義是沒有富窮貴賤多寡之別，只要有人民權利受到不當的侵害，政府就該勇於面對！

現代政府朗朗上口的轉型正義，修正前朝怠惰，難道不該在證交法體現嗎？還是轉型正義徒具空話呢？金管會或立法委員都應該以人權最優先的考量，修正錯誤不代表自己犯錯，而是國家機關對於人權保障的自我修正，朝著更高的格局前進，不是嗎？勇於修法，其實一點都不丟臉，反而一個政府是否能展現認真負責面對過往錯誤？